药品作为一类特殊的商品，任何国家都有其严格的监管制度。

但是，这些观察和描述对绝对客观性的自我宣称，最后都被证明是失败的，因为政治、经济、宗教最后都被发现是偶联的，都不足以成为观察法律系统的真正阿基米德点。对于我们理解法理学的性质与定位而言，他的这些区分仍然很有启发性。

正如控制论专家阿什比(Ross Ashby)曾深刻指出的，当系统的规模达到较高程度时，将系统内所有的要素之间联系起来的计算与运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其所要求的计算与运作能力对支撑的资源和时间的要求是无限的，所以会实质性地导致系统的崩解。就此而言，虽然康德努力以人类为对象进行极限思考，回答人类认识如何可能等超实证的普遍化问题，但由于上述原因，他的哲学仍然内在于德国思想传统之中，带有浓厚的德国特色。例如，自然科学的研究，就必须经过科学实验的验证，满足可重复性和符应论(correspondence theory)的标准。因此，真正的法理学研究，其研究的对象，并非是中国法律系统，而是法律系统本身。所谓的偶联性，就是既非必然，又非绝对不可能的状态。

关于法理学的普遍性以及中国法理学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的构建，也当作如是观。这种理解很成问题，也是幼稚的。虽二千年学术屡有变化，派别因之亦多，然皆不过阐发之方面不同，而中心则莫之能异。

虽然明代的法律歌诀对普通民众了解明律有一定的帮助，客观上起到了普及法律知识的作用，但其缺点同样明显：过于通俗、琐碎，对法律的介绍既不准确，也不全面，因此，对于那些专门从事司法的人员来说用处不大。一、律学不仅是解释法律的学问，而且是创制律典的学问 什么是律学？这是所有律学研究者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学者们给出的答案可谓大同小异。熙宁八年进一步下诏：今后进士及第，自第一名以下，并试律令大义，断案，据第等注官。(4)阐发法律原理，每一部律学作品都是以一定的法理为基础的。

[42](P.111)沈之奇还擅长通过分类技术，发现法律中的未尽之处(即法律漏洞)。在律学发展的早期，经学尚未发展起来，律学主要是由法家学者们发展起来的，故而经学对律学没有什么影响，并且，由于法家在战国时期及秦代风靡一时，儒家受到压制，因此，律学的地位要优于经学。

当时的儒家学者扮演着保守的角色，曾经一度反对颁布成文法，对于律学更是持消极的态度。沈之奇还界定了区处与判决：分别事情曰区，决断其罪曰处[42](P.16)，判断其事曰判，论决其罪曰决[42](P.18)。再次，律博士人数与品秩的下降虽多少能反映官方对律学的态度，但其实与律学的盛衰并无直接关联，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律博士从来不是发展律学的主力。明清法律歌诀的上述差异或许是明清律学水平高低的缩影。

至少他们的书，是讲权术的政治学，间或略带一点法律哲学，而不是法律学。王立民：略论《唐律疏议》中‘疏议的作用，载《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但从汉中期起，儒家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儒家学者或引经注律，或春秋决狱，经学开始主宰律学，并将律学推向了新高度。元代废除了律博士之官，法学(或律学)自此而衰，明、清两代不重视法律，律学日衰。

其次，清代的法律歌诀属律注型歌诀，与律文的契合程度高，其完整性、可靠性远超明代歌诀。再如，中国传统律学中长期存在的(或普遍存在于律学家之间)惟上不惟法的倾向在后代贻害无穷，律学家杜周的故事(15)在历史上一再重演，反映了中国传统律学存在很大的历史局限性。

师棠在律学衰因及其传统评价中认为：中国古代的律学，是研究制定法的内容及其如何适用的问题。清代的王明德在《读律佩觿》中称它们为律母，并认为，必于八字义，先为会通融贯，而后可与言读法[22](P.2)，而后才能理解前贤制律明义之大旨[22](P.3)。

[23](P.38)亦即此条将除名、免职与徒刑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刑事处分相比附。因此，《宋刑统》尽管在法律注释水平方面未超越《唐律疏议》，但在体例上却有所创新，即《宋刑统》将律文、注解、疏议、令、格、式、敕、起请等全部综合在一起，带有集大成的味道[32]。具体而言，以准的作用是建构行为类型，即把那些具有相同或相似属性、互不隶属的单个行为(砖瓦)归属为一类。[20](P.602)由以上史料可知，唐代以前的律学家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创制律典，因此，他们将大量的功夫花在制律上，这使得立法问题成为唐代及之前律学的重要内容，也使得唐之前的律学具有建构主义特点，不同于唐以后的注释律学。因此，中国古代律学发展的顶点并不在唐代，而在清代。毋庸讳言，中国传统法律及律学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中国古代法律及律学中没有类似西方的权利观念，在保障普通民众的权利方面存在很大不足。

总而言之，无论向哪个方向发展，律学在明清时期仍在按自己的理路向前发展，笔者认为，所谓明清时期律学衰落的说法不能成立。《宋史·艺文志》记载的刑法类书籍达到了221部，7955卷[34](P.3425-3429)，法史学者徐道邻评价说：中国过去的朝代，官家所藏前朝及本朝的法典和法律书，要算宋朝为第一。

每一类别都有自己的优长，这是律学研究转向深入的标志。只是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有学者开始研究律学。

①代表性的文章有：张晋藩试论沈家本的法律思想，载《法学研究》1981年第5期。据《晋书·刑法志》记载：文帝为晋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烦杂，陈群、刘邵虽经改革，而科网本密，又叔孙、郭、马、杜诸儒章句，但取郑氏，未为偏党，未可承用，于是令贾充定法律……就汉9章增11篇，仍其族类，正其体号，改旧律为刑名、法例，辨囚律为告劾、系讯、断狱，分盗律为请赇、诈伪、水火、毁亡，因事类为卫官、违制，撰周官为诸侯律，合20篇，620条，27657言。

熙宁六年始即国子监设学，置教授4员。遇疑似之处，引经质史，酌古斟今，必归至当。参见脱脱等撰：《宋史·选举志三》，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457页。在中国传统律学发展过程中，经学虽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在律学发展的起始点上，并未受经学的影响。

张晋藩先生在清代律学及其转型一文中指出：作为清朝文化的集中代表的考据之学，必然影响到清代的律学。其实，如要讲清律学的起源，需了解律学产生的条件。

除了例分八字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立法方法以外，唐代的律学家还在立法时有意识地运用了比附的方法。《盗律》有还赃畀主，《金布律》有罚赎入责以呈黄金为价，科有平庸坐赃事，以为《偿赃律》。

[4] 在师棠看来：传统律学专注于对现行的制定法进行解释，不太关心法律背后的价值，不重视研究法律的适用效果、目的等等，带有功利的倾向。《盗律》有受所监受财枉法，《杂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人受钱，科有使者验赂，其事相类，故分为《请赇律》。

中国传统律学的发展轨迹呈波浪式，经历了两个明显的上升期：第一个上升期自战国始到北宋止，顶点是北宋，而非唐代。除了律学的精神与思维模式可供借鉴外，中国古代律学家们在法律实践中总结出的一些律学方法在今天仍然可资利用。如张友渔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总序中说到，从汉代起，在法学领域出现了通常所说的律学[27](P.5)。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

后以教授一员，兼管榦本学规矩。余道士，与主之缌麻同。

刘富起：论中国古代律学家，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4年第3期。《贼律》有欺谩、诈伪、逾封、矫制，《囚律》有诈伪生死，《令丙》有诈自复免，事类众多，故分为《诈律》。

日本学者中村茂夫在研究比附时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评价说：比附在旧中国法律中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理由在于法的构造本身……比附在旧中国的法律制定方面发挥过作用。在此一时期，律学与经学尚无任何瓜葛。